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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学”研究的第二代导师陈子谦

    2015-09-14 16:02 作者:马晖晖    曾社红  来源: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陈子谦,男,1944年12月生,湖南省隆回县周旺镇井邵村人。1963年毕业于湖南隆回一中,196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分配在四川从事文化、新闻、宣传工作十年。1979年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钱学”研究鼻祖郑朝宗教授的研究生,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主任、古代文学室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四川省高级职称(社科系列)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艺学硕士点导师、西南师大兼职教授、“成都市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2008年8月,陈子谦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享年64岁。

      陈子谦研究“钱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拜师求道、初窥门径阶段(1979年—1982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学”研究成为热门。当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国内最早把钱钟书研究作为学科对象进行探讨,在郑朝宗教授的引领下,开中国“钱学”研究的先河,培养了国内最早一批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学者。1979年,陈子谦考取厦门大学研究生,成为郑朝宗先生“钱学”研究的开山大弟子,从1980年起,专事“钱学”研究。1982年毕业时,陈子谦完成了9万多字的硕士学位论文《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被收入国内最早出版的 “钱学” 研究学术专著——郑朝宗教授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第二阶段为独立研究、成果丰硕阶段(1982年—1992年)。

      1982年,陈子谦开始独立研究“钱学”,研究方向主要是钱钟书与中西诗学。他从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修辞学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先后在《文学评论丛刊》、《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钱钟书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论钱学品格》等论文,计40多万字。这一期间,他出版了第二本“钱学”研究专著《钱学论》。

      第三阶段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阶段(1993年—2008年)。

      1993年起,陈子谦在四川省社科院文艺学专业招收以“钱钟书研究”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在全国属于首创。他开设了《钱钟书著作选读》和《钱钟书诗学》等课程,师从他的硕士毕业生大都考取了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文艺学、古典文学、欧美文学方向的博士生。他所指导的学位论文《钱钟书与中国札记体传统》、《鉴赏批评:从传统到钱钟书》、《钱钟书对中国诠经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宋诗选注>管窥――以<选注>之注为中心》等,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西南师大、四川师大一些著名学者的首肯,加上他丰硕的“钱学”研究成果,理所当然成为国内“钱钟书研究”的第二代导师。

      陈子谦研究“钱学”的主要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科学定义了“钱学”。

      陈子谦在《钱学论》引言中这样定义“钱学”——“钱学”者,不是“钱学学派”或“钱钟书研究”之称,也不是用《围城》或《管锥篇》、《谈艺录》、《宋诗选注》写成的八股文,而是钱钟书全部著作、学说及其独特方法的总称。……钱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面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用“真”、用“心”、用“诚”、用“神”去感知、去分析、去批判评说的“实学”。

      他的这一定义,让许多“钱学”研究者茅塞顿开,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也是他成为第二代“钱学”研究导师的重要原因。

      二是进一步确立了钱钟书的当代意义。

      陈子谦在他的《论钱钟书・跋》中开头就说:“我一向认为,钱钟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掘,对中西文化的融通和各门学科的打通,特别是他作为大学问家的广博和睿智,在中国20世纪的中国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与之比肩的。”他认为:“钱钟书的价值所在,是以其兀立的智慧王的形象,站在‘他者’的立场,对当代学界进行警戒和矫正。”他还掷地有声地说:“中华文明能够千秋不灭,不正是因为有了钱、杨(杨绛)这样无数优秀人物的传扬吗?”

      在钱钟书先生去世后,陈子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钱钟书的离去,标志着一个实学时代的结束。”他还召集研究“钱学”的研究生举行悼念钱钟书先生的活动,以钱钟书先生为题对20世纪文化作了回顾与反思。

      2007年,郑朝宗教授的关门弟子、厦门大学教授黎兰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评陈子谦<论钱钟书>》一文中认为:陈子谦的这一观点,又是一次在“道”的层次上对“钱学”精神气韵的把握,“钱学”超越了一家一派的立场而进入人文精神的总流程。如果要作“钱学”研究史,陈子谦是很好的切入点。

      三是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

      陈子谦提出的钱钟书“非比较文学”论和“辩证赏析”论、“围城心境”论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钱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

      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公认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一般的“比较文学”,批评的方法是“比较法”。但陈子谦在《简论<管锥编>》中切中肯綮地说:“我们不同意将《管锥编》纯粹归于所谓‘比较文学’的范围。也不同意说《管锥编》的批评方法就是比较的方法。《管锥编》做到了‘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毛泽东同志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陈子谦从发现《管锥编》这部煌煌巨著是一部充满辩证法的著作,通过对钱著的研读深思和对钱钟书先生谈艺衡文精髓的准确把握,进而提出了钱钟书文艺批评中一个突出而不容忽视的特点,就是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尽管有学者批评他将钱钟书的学术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来分析有欠妥当,但他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钱钟书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实际思想言论作为立论的依据,阐述周详,让人信服。

      在他的专著《钱学论》引论《关于“钱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也一向力主钱学‘非比较文学’,直至郑朝宗先生1987年在《人民日报》披露《<管锥编>作者的自白》,我始知两位前辈在这个问题上灵犀早通,所以当初他们一见我持此观点便特加称赏。钱先生曾写信给郑先生说:‘子谦拈出弟非‘比较文学’者,卓见明论,超越一切谈士;此意弟数示人,而听者眇眇,得子谦而发挥透彻,弟既喜且感,引为真赏。’”

      这就是深得钱钟书先生本人称许的钱学“非比较文学论”和“辩证赏析论”。因为这两个独特的见解,陈子谦被钱钟书先生视为“知己”,得到了钱先生的“真赏”,也为他成为“钱学”研究的第二代导师奠定了基础。

      电视连续剧《围城》播出以后,有人对杨绛的片头题词提出质疑,认为它未能切中主题或不能完全概括《围城》的思想内容。

      但陈子谦认为,杨绛是最了解钱钟书的,也最了解《围城》的主题和方鸿渐形象最深层的思想意蕴。她给《围城》电视剧片头题词的关键是“人生的愿望”五个字。正是这“人生的愿望”,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围城心境”的悲剧心理:城外的人急切地盼望,以求达到“向往”而能变为现实的“圆满”;城内的人则由希望而失望、怨望,又从而别有想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心理小说。“围城心境”,是人类生存困境中的普遍心理,只不过通过方鸿渐的形象体现出来。

      陈子谦从独特的视角来概括《围城》的主题,使得其它“人生困境”、“爱情的城堡”、“知识分子的弱性”等等主题说黯然失色并且被涵盖于其中。他的“围城心境”论,让喜爱《围城》和琢磨《围城》意蕴的读者醍醐灌顶,让研究《围城》的专家学者叹服。

      四是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著作。

      1984年,陈子谦的《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敏泽先生评价其“完全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当他的恩师郑朝宗教授把这篇9万字的论文寄给钱钟书先生时,钱先生立即回信说:“得书即待子谦同志大作。昨晨入手,停止一切工作 ,谢绝三四位远客 ,息心细读 ,感愧悚惧 ,现面盎背 ,汗流脸赤矣。子谦同志抉剔之微 ,具见细心 ,贯穿之密 ,备征通识。此才未可限量 ,惜牛刀割鸡,用违其器 ,弟真受宠若惊 ,所谓‘感愧’者也。然‘感愧’不敌‘悚惧’。……生平独学冥行 ,幸获知己如兄及子谦者数人 ,其他或则钦宝莫名其器 ,或则随声浮慕。眈眈疾视,借题乘隙者,则隋阳所谓‘外间大有人图侬!’故逃名息影,求免于召忌取怒。”众所周知,一个被世界公认、不是唯一也是第一的博学家,一个被美籍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称为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的文化昆仑,一个在身后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伟人”的钱钟书先生,极少有人能得到他的“真赏”。而对陈子谦,钱先生却慧眼独具,认为“此才未可限量”,且视为“知己”。这样赞誉,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啊!

      199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子谦的第二部研究钱钟书的专著《钱学论》,1994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又很快出版修订本。该书是学术界公认的当时有关钱学的最扎实、最厚重的专著。对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钱学”,从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修辞学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内外各种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评论或摘引。在全国第五届书展(成都)和亚洲第四届书展(香港)中,该书均极为学术界所推重。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林继中在《文学评论》撰文《评陈子谦著<钱学论>》一文中说:“是的,子谦是成功的,因为他的《钱学论》是以钱说钱,富有启示性,这比任何抽象、归纳更能体现钱学精神。”

      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钱钟书》,是陈子谦研究“钱学”的又一重大成果。该书原名《钱学思存》,共分三卷,是陈子谦研究钱钟书的主要论文的结集,也是他自己比较看重和满意的一部专著。内容分别是:钱钟书文学情境赏析、钱钟书批评方法探析、钱钟书人文精神解析。书中既有对钱钟书为人为文的品评鉴赏,又有对钱钟书治学方法、批评特色的深入阐释;尤其于钱先生所创之文学情境,优游涵泳,理会深切,论述明断,视域宽广,目光犀利,词采灿然,谑语不断。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一代大师的无限钦敬之情。由于各种原因,个人出书难,出学术著作尤其难,但陈子谦出书,都是出版社主动邀约出版。此书第二次印刷时发行七千册,文星网上书店的读者给该书评了五星级。2006年,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焦印亭在《当代文坛》撰文《解读钱钟书其人其学——评陈子谦<论钱钟书>》中说:该书虽是学术专著,但无枯燥晦涩之陈腐气与“头巾气”,行文洒脱,辞采富赡,文笔犀利,寓庄于谐,具有磅礴之气势。既可作为专门研究者的参考,又可作为一般钱学爱好者登堂入室的导读之书,可谓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许多与陈子谦素昧平生的读者读了他研究钱钟书先生的文章,纷纷发表评论。一位网名“清香盈袖”的读者读了他的《论钱钟书》后评价说:“陈子谦先生一开篇所论及的《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亦中亦西,精妙之言流泻于笔下,评论之语,切中肯綮,令人于敬佩中,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我们不仅要景仰老先生(指钱钟书先生)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更应该象陈子谦先生那样不应景,不随风,不投世俗之所好地来研究、发掘钱钟书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到底贡献了什么,这才是为人之精要所在。”

      陈子谦这些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二等奖、三等奖各一次,院级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

      陈子谦能取得“钱学”研究的成功,得益于他治学的态度。

      陈子谦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他最反感那些投机取巧的“钱学”研究者。他和钱钟书先生一样,研究学问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他说:“研究钱钟书,如果不读老庄孔孟,诸子百家,有关释典,甚至二十四史,还有钱先生最为用力的集部书,很难想象,我们凭什么去‘走近钱钟书’?即使‘走近’,也难‘走进’。”他为仅800来字的《谈艺录・序》作了14000多字34条笺释,就是明证。有的学者专家,肯定谁就把谁说成“完人”,否定谁就说谁“头顶流脓脚底生疮”。 但他能做到实事求是。如他在《论<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中就说:“ 有必要指出,《围城》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却没有开出疗救的药方,这无疑是很大的‘局限’”。

      陈子谦视学问如生命。他从1980年专事“钱学”研究后,风雨无阻,对钱钟书先生的生平年历了如指掌,校订钱钟书的主要著作年表并潜心一一研读。他把“钱学”研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常常奋不顾身带病研究“钱学”。 2003年至2008年的5年里,他身体欠佳,除2006年以外,每年都要住好几次院,严重时甚至吐血。但他很乐观很坚强,在病床上始终一个人支撑着,一心做学问。住院期间,他还为《四川文学史》的策划、论证和搜集资料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论钱钟书》,也是在病中完成编撰工作的。这种研究学问的精神,让后人敬仰。

      陈子谦做学问从不自我满足。1963年,他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文革后又积极追求上进,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古文功底深厚,这从他的《钱学论》序言中可见一斑。但他在学习的路上永不停歇。2005年,他在写给老师易重廉先生的信中说:“如果读者读到我的文章老成持重甚至老气横秋,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写的;如果觉得意气飞扬甚至火气冲天,那是我老之将至写的。”从1992年出版的《钱学论》到2005年出版的《论钱钟书》,文风果然如他自己所说,愈加激情澎湃、文采飞扬。这无疑是他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化蛹为蝶。

      陈子谦能取得“钱学”研究的成功,还得益于他做人的品质。

      陈子谦是真正的谦谦君子。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唯实不为名。他说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可以“看天下,正人心。……学术在他那里,已是德行的修养,人格的升华。”他在《钱学论》“自记”(即序言)中详述书名“论”字之由来,充分表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谦逊态度。“子谦”原名“子千”,改“千”为“谦”,也许即怀此意。

      陈子谦做人真诚,厌恶虚伪和欺骗。他的人生格言与很多学者所信奉的一样:走自己的路,由他人说去。亦即我国先贤所谓“君子从道不从众”。他所自置座右铭,则是:“赶时代,不赶时风。”文革中,陈子谦的老师易重廉教授被打成“黑帮”,他不忘师生旧谊,坦然回校与老师相伴一个来月。1996年7月,这时的陈子谦在国内外已享有盛名,但他仍拨冗参加家乡隆回的魏源学术研讨会。散会后,因老师易重廉教授有事没有与会,他又专程去邵阳看望。他对同学的友情也十分珍惜。中国作协会员、隆回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胡光曙先生和他是同窗,曾在《邵阳日报》撰文说陈子谦不管是失意还是得意,都待人真诚,表里如一。

      有的人怕别人不麻烦,有的人怕麻烦别人。陈子谦属于后者。2003年开始,他疾病缠身,但他不准家人告诉任何人,怕给组织和亲朋好友添麻烦。以至于后来突然离世,四川社科院的领导和他的亲朋戚友都大吃一惊。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孺子牛精神,陈子谦以奉献为荣,以索取为耻。他心地善良,同情弱者。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时,陈子谦自己躺在病床上,却积极参加赈灾捐助活动,一次就捐了近万元。

      陈子谦谦虚谨慎,从不喜欢卖弄学术和出风头。他和钱钟书先生一样,许多国际国内重大学术研讨会,能推则推。钱钟书先生每出一书,都亲自署名寄赠。但两人除了学术上的心有灵犀,其他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陈子谦也从不对人炫耀钱钟书先生对他的“真赏”和把他视为“知己”。研究“钱学”的第一代宗师郑朝宗教授,曾著文赞赏钱钟书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神,这句话用在陈子谦身上,同样恰如其分。

     


    (责任编辑:孙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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