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瘾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批判、大斗争阶段，进而在一些地方升级为武斗。8月9日，隆回县城一些造反派强行抢走县武装部部分枪支弹药（时称“八.九夺枪”）。此后，各区的造反派也蠢蠢欲动，伺机夺枪。这年，我在隆回大米厂金石桥分厂当榨油工，亲身经历金石桥区公所将用于民兵训练的枪支进行转移保护的过程，当时一些人对枪支的迷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避免造反派夺枪，金石桥区公所采取防备措施，将用于民兵训练的枪支转移到金石桥大米厂。因为大米厂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造反派不敢胡来。当时，区里共有汉阳造长枪10来支，短枪1把，以及子弹少许。这些枪支弹药最初放在谷壳房内藏着，后来考虑到谷壳房糠灰太多，不利于枪支保管，索性发给工人保管。全厂10来个工人，除了年龄偏大的没配备，其余每人1支，短枪由厂动力车间工人、金石桥造反派纠察队长刘禹臣保管。

　　有生以来第一次手握真枪，大家都很兴奋，一有空就用布条擦枪，把枪的外壳和枪膛擦得锃亮发光。一天下班后，大家扛着枪，排着纵队，俨然行军的样子，来到金石桥公社珀塘大队那山冲冲里打靶。各自选定一个目标，瞄准开枪，打中没打中，谁也不知道。年近50岁的刘雄卿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他给我们演示了打靶的姿势，有立姿、跪姿和卧姿。我把枪架在一个树桠上，闭着左眼瞄向前方的一棵小树，右手食指扣着扳机，手抖个不停，镇定了好一会，才不顾一切地把子弹发射出去。“砰”的一声，我觉得右肩胛被枪托狠狠地顶了一下，隐隐作痛。这是我平生开的第一枪，也是最后一枪，至今还有些后怕呢。其实，大家都有点后怕，在那样的地方，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万一误伤了人，谁负得起责任？此后，再也不敢去打靶了。

　　在那个年代，不少人喜欢军装。厂里工人阳增福、罗长发等人自制了一套仿军装，从刘禹臣那儿借来手枪，别在腰间，在金石桥照相馆照了一张够神气的照片。那天，在隆回六中召开区属部门职工大会，大米厂工人背着枪入场。开会时，阳增福不停地搬弄枪机，引得开会的人从四面用不同的眼神注视他，有害怕的，有鄙夷的，也有无可奈何的。会议主持人也注意到他，故意咳嗽了一声，却也不敢出面制止。

　　阳增福与我同住一间房子，晚上睡觉前，他总要玩弄一阵枪支。有时在睡梦中也要搬弄枪机，枪里有子弹也是如此。我几次向他严正提出抗议，他只是笑笑，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很害怕，因为他还喜欢喝酒，一旦发起酒疯来，后果不堪设想。我向厂里负责人要求换房，但没房可换，厂负责人也不敢得罪他，便不了了之。

　　有一次，刘禹臣有事去县大米厂了，手枪存放在金石桥大米厂住房内。区造反派小头目李占邦消息灵通，刘禹臣刚走，他就来大米厂打听刘禹臣走时带枪了没有。当得知刘禹臣没有带枪走时，兴奋得眉飞色舞，来到刘禹臣房间外，攀着门楣引体向上，从副窗向房内张望寻枪。副窗有钢筋网，进房不得。他又搬来长楼梯，爬到外面窗户上张望。窗户是扣死的，也进不了房。他不死心，硬是取下一块玻璃，打开窗户，爬进房内，从书桌抽屉里找到那支枪后，才兴冲冲地走了。此后，他别着手枪，在金石桥集市上来回显摆，神气了好几天。几天后，刘禹臣从隆回回来，知情后非常气恼，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李占邦，把手枪要回，并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