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以前，我曾在县委大院工作了十五年。在那个年代里，县委机关的政治空气浓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行为准则。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一兵，大家都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整个大院犹如一个革命大家庭，到处充满着阳光，充满着欢乐。昔日的一些生活小事，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展现。下面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几则生活小片断。

难为书记一片情

　　当时县委机关食堂是县委大院全体干部、职工的生活依靠。那时大家都在食堂开餐，伙食标准一个样，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我那里带着两个小孩和爱人住在县委大院，也在食堂开餐。因我当时搞新闻报道工作，下乡采访的时间多，我爱人在机械厂当出纳，工作繁忙，常常出现对两个小孩的生活管理不过来的情况。1976年4月的一天晚餐，食堂里打鱼牙祭，那天正碰上我下乡去了，我爱人也因事没有按时回到家，我在东方红小学念书的二儿子因贪玩，是最后赶到食堂开餐的。当时县委马云书记因刚散会，也买了一钵鱼坐在一张餐桌上用餐。我小孩没有牙祭票，碗里只有普通菜，他就好奇地坐到马书记的那张餐桌上。不一会儿，我小孩三扒两咽，就把那点菜吃得精光了。没有菜送饭，我小孩就把筷子插在饭碗里，眼巴巴地瞪着书记面前那钵鱼。此时，马书记望了我小孩一下，立即放下碗筷，快步来到事务室，掏钱买了一张牙祭票，又亲手端着一钵鱼放到我小孩面前，然后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快吃吧！”有了这钵鱼，我小孩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鱼和饭吃光了。晚上六点多钟，我下乡一进屋，我二儿子就高兴地向我们汇报：“爸爸、妈妈，今天晚餐食堂里吃鱼，是一位大脑壳叔叔给我买的牙祭票，我吃得好饱好香啊！”我爱人马上追问：“大脑壳叔叔叫什么名字，住在哪栋楼？”我小孩年幼不懂事，一问三不知。当时，我住在县委机关宿舍左边楼下的一间小屋里，马云书记住在常委会楼上，我的住房门前是他往返食堂的必经之地。第二天早操后，马书记端着脸盆去食堂洗脸，我二儿子一见到马书记来了，就拉着我爱人的手，指着马书记尖叫：“妈妈，是那位大脑壳叔叔给我买的牙祭票。”我爱人知情后，示意我小孩停止喊叫。待马书记返回时，我爱人手里捧着买牙祭票的六角钱，歉意地对马书记说：“难为您对小孩的关照，我们一家人太感谢您了。”马书记爽朗地回答说：“关心下一代是我应尽的义务，你们不在家，我给小孩买张牙祭票算不了什么。”边说边走，一再不肯接收那六角钱。这是领导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件小事，事情虽小，但情义深重，它一直激励我们一家人前进。

领导深夜送温暖

　　六、七十年代，县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有四十多人，真正能动笔杆写点材料的只有六七人，我属当时其中的一人。在那个年代，县里的政治活动多，向上级的汇报材料多，会议也多，需要打夜班、熬通宵。突击赶写材料的机会也就多。我和县委机关的刘生元、肖恕安、阳杰辉、翦冰清等同志，几乎成了打夜班的专业队。

　　1979年2月，县里召开扩干会，确定杜景芳书记作大会总结报告。大会总结前的那天晚上，常委们首先各自汇报分组讨论情况，再对下段工作进行研究部署，一直开到十点钟才散会。杜书记第二天的大会总结报告，分工由我起草。我跟杜书记把材料提纲拟了一个初步方案后，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此时，我得抓紧回到自己既是办公、又是卧室的房间，把炭火烧旺，把钢笔墨水吸足，即投入到紧张的起草材料的战斗中。这样的大会总结发言材料一般要写八千字左右，加班一个通宵只有八个多小时，每个小时要写完1000字。深夜12点，我才将过细的写作提纲确定好，将素材收集好。此时，只见杜书记轻轻地敲开我的门，对我说：“今晚气温低，小心着凉呀！”说完，给我火盆里添了几块木炭，并在我桌子上丢了几根“黄金叶”香烟，就轻轻地掩门而去了。我吸了几口“黄金叶”后，精力更加充沛了，就抓紧时间在方格纸上劳作着。深夜2点半，材料的第一个部分完成了。我感到有点倦意，斜躺在藤椅上打了个哈欠。此时我的门外又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我意识到又是杜书记上门来了，连忙把房门打开，恳切地说：“杜书记，这么晚了，您也该休息了。”杜书记摇了摇头说：“我没有事，还是辛苦你了。”又跟上一次一样，他又给我桌上丢下半包“黄金叶”香烟，还给我茶杯里添满了开水。送走杜书记后，我感到耍笔杆这行当，工作虽然辛苦点，但干起来还是有想头、有奔头。于是，钢笔在方格纸上的速度更加快捷了，稿纸越写越厚了。早上6点，我的材料起草任务也就完成了。当我正将材料从头至尾进行审核，杜书记又第三次上门来了，我一面热情地将他迎进了屋，一面将一夜的劳动成果递给他。杜书记双手接过沉甸甸的讲话材料后，心情激动地说：“你们这些文秘人员，默默无闻，日夜操劳，真是我们当领导的好帮手。”

理发室里笑声多

　　提起县委机关兴办义务理发室，话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70年夏季，我们宣传部的几个同志在一起闲谈中，“老八路”彭中涛同志提议要在机关里办个义务理发室。他说，机关干部开展义务理发活动，有利于机关作风建设，而且也为干部职工带来方便。至于兴办的条件，彭中涛同志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因为他在北京怀柔县工作时就干过这行当。基于这种情况，我和肖乐元、刘明杰等同志均表示赞同和支持。在征得部领导同意后，我们几个同志到街上卖了几捆旧报纸，用卖报纸的钱买了两套理发工具和几尺白布。彭中涛同志心灵手巧，自己动手缝制了一件围身套。义务理发室的地点选在肖乐元同志那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房间。因为他房间的对门是县委财会室，人来人往，方便群众。义务理发室刚开张的那阵子，服务的对象以本单位的干部和小孩为主。我开始学理发是从邓龙云同志头上练起的。当时心发慌，手发抖，手里掌握的推剪很不听使唤，不几下就将他头顶上的头发削出了一条槽，我一下子吓懵了，连忙向邓同志表示道歉。邓龙云同志摸了摸头顶，哈哈大笑道：“用我的头作试验，失败了不要紧。”这时老师傅彭中涛马上接过我手中的工具。只见他左剪右推。几下子就把被我剪出差错的部分予以修补完善了。“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坚持边学边作，边作边问，很快掌握了全套理发技术，理出的发型从不够完善到比较完善了，从此，我们这个义务理发室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理发师以彭中涛同志为首，肖乐元同志排老二，我居第三位。客源从本单位扩大到整个大院，对象从一般干部扩大到县委常委、县委书记，组织部的陈茂生、陈竹林，县委办的戴运球、邓国强以及县委领导张国斌、贺恕和、阳湘庭等，都是我们义务理发室的常客。特别是节假日和春节前夕，来理发的人特别多，我们三个师傅就一齐上阵，剪的剪头，削的削脸，三个人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我们这个义务理发室一直坚持八年多，后因人事关系变动而中断。

丰收果实大家尝

　　八十年代以前，县委机关规定每个星期要有一个下午的劳动时间。同时，县委办还给每个单位划出生产责任区，确定了为食堂上交蔬菜的数量，并对整个大院的果木管理作出了统一规定。在那个年代，县委机关的干部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但同志们都能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人人讲友情，个个重真情。全体机关干部，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职工，只要一到劳动日，大家都争先恐后，自觉参加，把责任区的蔬菜种得又多又好，将采摘下来又嫩又鲜的辣椒、豆角、茄子、苦瓜、白菜、萝卜等，源源不断地送往食堂，有效地改善了干部职工的生活。县委大院的生产搞得好，瓜果多，大家都能自觉爱护，很少出现乱摘多占行为。究其原因，就是整个机关的政治空气浓厚，加上管理人员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不多吃多占，坚持“丰收果实大家尝”。生产出来的蔬菜全部送食堂，而采摘的柑桔、板栗、柚子、无花果等，不论数量多少，县委办的管理人员一律按各单位的在册人数，平均分配到各单位。县委办分管后勤的历届领导熊炎勋、蔡明升和管理人员龙友臣、李怀德、易端新、胡清桃等，都发扬了这种公私分明、清正廉洁的好传统。有一年冬天，行政组采摘到十多斤板栗，感到数量少不好分。但熊炎勋同志仍坚持公平分配，硬要行政组长易端新同志逐单位上门发送，受到机关干部的好评。